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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劉勝軍:大國博弈、經濟轉型與全面改革---陸家嘴金融網

      劉勝軍:大國博弈、經濟轉型與全面改革

         陸家嘴金融網   2018-11-22 16:53:15
        

      過去十年,中國非常依賴于出口、人口紅利、投資、房地產牛市,但這四大動力都已到達極限或拐點。未來我們必須靠創新、消費和城鎮化,這是我們經濟轉型的實質。經濟潛力的釋放依賴于體制的改革,只有改革,才能清除壁壘和障礙,把紅利變成現實的增長動力。

      11月19日,由陸家嘴金融城發展局、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、上海市保險同業公會、上海市基金同業公會、上海市證券同業公會、上海上市公司協會、上海市國際股權投資基金協會、上海股權投資協會、中國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主辦,鉅派投資、有魚普惠聯合主辦的“陸家嘴資本夜話”系列講壇第23期在中國金融信息中心舉辦,特邀中國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長劉勝軍先生,作題為“大國博弈、經濟轉型與全面改革”的主題報告。

      致辭

      中國金融信息中心副總裁張鳳明 

      中國金融信息中心副總裁張鳳明表示,四十年來,中國發展成績斐然,這離不開1978年的改革開放,離不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同志《解放思想,實事求是,團結一致向前看》講話的推動。

      1840年鴉片戰爭時,中國的GDP位于全球第一;1894年甲午戰爭時,中國的GDP也遠高于日本。但是GDP的結構比排名更重要,在世界產業分工中的層次高低對中國經濟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。中國對外開放主要是向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開放,通過融入世界經濟體系,以開放倒逼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改革,從而堅定不移走改革開放的道路。但改革不容易,需要壯士斷腕的勇氣。朱镕基總理在任時,實施了國企下崗、分流轉型、銀行破產重組,加入WTO等等舉措,中國由此受益。各類外資企業的進入沒有阻礙我們的發展,反而通過競爭,中國經濟得以更快速成長。剛剛結束的中國首屆進口博覽會上,大國重器的展示更讓我們看到了國與國之間的差距。中國必須引進世界更新的技術和經驗成果,與世界共同發展的同時,壯大自己。

      中國金融信息中心是新華社和上海市的戰略合作平臺,常常舉辦大型研討會、論壇、發布會。金融中心的背后,必定也是思想中心、知識中心和信息中心。希望這個平臺能凝聚智慧、形成共識、交流想法,通過交流深化友誼促進合作,共同助推上海金融中心建設與發展。

      主題演講

      中國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長,劉勝軍微財經創始人劉勝軍

      【劉勝軍簡介】

      中國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長,劉勝軍微財經創始人,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學士和華東師范大學經濟學博士,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經濟轉型、經濟與金融改革、金融科技,著有《下一個十年》。曾任職于深圳證券交易所綜合研究所。2002年加入中歐國際工商學院,曾任中歐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、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。2014年應邀出席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的經濟形勢座談會,并作了題為《經濟改革與轉型發展》的專題發言。被評為《商業周刊》(中文版)2012年度人物、《新京報》2013中國青年經濟學人、今日頭條2017財經領域最具影響力創作者。

      【以下為報告實錄】

      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《大國博弈、經濟轉型與全面改革》。我認為要理解當今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,主要應從三個角度把握:一是中美之間的博弈,即修昔底德陷阱;二是經濟的轉型,即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;三是全面改革。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。

      中美之間的博弈

      對于中美間的“世紀博弈”,我從兩個演講說起。

      第一個演講是今年中國國慶期間,美國副總統彭斯的演講。彭斯與特朗普截然不同,他是典型的職業政治家,理性、冷靜,因此由他公開表達對中國的遏制戰略,更能引起關注。彭斯揭開面紗,毫不掩飾美國現在對中國采取明顯遏制態度的原因:中國在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貿易、科技等幾乎所有方面挑戰了美國的領導地位。重要的不是中國冤不冤枉,而在于美國的看法,既然美國認為中國是不友好的,那么就一定會帶來沖突。彭斯的演講,是中美之間對抗升級的標志性事件。

      第二個演講不如彭斯的演講影響之大,但同樣意義重大。去年12月份,美國白宮原戰略顧問、被稱為“影子總統”的班農,在東京做了長篇演講。班農的演講,一來解釋了特朗普的當選是其迎合底層民眾訴求的必然結果;二來提醒美國人,注意中國對美國的全面威脅、關注中國領導人的主張。班農認為,“一帶一路”、中國制造2025、中國的5G、人民幣國際化都對美國十分危險,中國過去曾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,到2030年可能會超越美國,重返全球第一。這些因素對美國世界霸主的地位帶來了嚴重威脅。

      將彭斯、班農的演講結合起來,可以得出中美貿易問題并非單純的貿易問題。它可以分為四個層次:1.貿易問題,即縮小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;2.大國沖突,即修昔底德陷阱(當新興國家崛起時,老牌大國肯定會進行打壓);3.美國對“中國制造2025”的關注(第四次產業革命正在發生,直接決定中美兩國的命運);4.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體制差異(中國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體制差異,正在成為美國和歐盟敲打中國,向中國施壓的理由)。

      如果說彭斯、班農是按照這一屆美國政府的思維來表態,那么保爾森的觀念可能比前兩位更值得我們去重視。保爾森被稱為中國人的老朋友,他是原高盛負責人,與中國有多年的生意往來,來中國的次數多達70余次。他正式建立了中美之間的年度戰略對話機制,建設性地推動了中美之間問題的解決。但這次在新加坡的新經濟論壇上,他說了許多重話:

      “第一,中國入世至今的狀態是不能被人接受的,特別是高關稅和許多行業的壁壘;第二,過去十五年,中國失去了改革開放的大膽精神,雖然經濟增長很快,但改革的腳步放慢了;第三,中美貿易問題,也許能在G20上兩國達成協議,數月內解決,但中美之間的沖突會多層次、長期化,挑戰不僅限于貿易問題;第四,不要指望民主黨、美國商界,從美國國內輿情來看,民主黨和共和黨對待中國的態度是一致的,中國應當做出大膽的改變,繼續進行改革開放,這才是應該寄希望的。”

      對中國來說,“改革”不是新詞,秦國的商鞅變法、宋朝的王安石變法、明朝的張居正變法,實際上都是改革。但“開放”是新詞,1978年的改革開放,是中國兩千多年來第一次敞開胸懷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時代。“開放”倒逼“改革”,對于中美貿易的沖突也是一樣,我們其實可以更冷靜的思考,美國的訴求是什么。我認為,美國的訴求有五點:降低關稅、開放更多行業準入、保證國有企業競爭中性、劃清政府和企業的邊界、保護知識產權。對于特朗普的戰略,我們最應該做的是真刀實槍改革,把自己的事做好。把外部壓力變成改革開放的動力,這樣的局面實際上對我們并非是壞事。

      行勝于言。中國在過去幾個月,已經做了很多的改變。比如,博鰲論壇上宣布了金融和汽車行業開放等一系列具體的措施,許多措施業已得到兌現;中國雖還未同美國達成協議,但已經把關稅從9.8%降低為7.5%,展現了我們的高姿態;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,我們非常有誠意地告訴其他國家,中國不僅靠出口,也靠進口來推動經濟發展;中國的“一帶一路”,已經從水墨畫轉向了工筆畫,更加的認真嚴謹。過去中國可能確實比較關注速度、項目,我們今后更多的關注可持續性,特別是雙贏。

      對于中美貿易問題,還有幾個認識問題需要大家理性看待。第一,修昔底德陷阱源于人性,美國對中國態度的根本性轉變是必然的,即使特朗普被彈劾,出現了民主黨總統,格局也不會有太大的變化第二,即使中國低調了,中美之間的沖突也不可避免;第三,貿易戰是可以解決的,最近特朗普的語調已發生了很多變化,但是大國的博弈會長期化、顯性化,對此要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;第四,中美之間的文化差異放大了我們之間的沖突和危險,包括對處理問題的態度,面子文化等等,會加劇中美之間的沖突;第五,中美政治結構不同,美國政治結構短期多變,而中國的則長期穩定。長期而言,中國更占博弈優勢。另外,中美股市的變化也影響到雙方博弈的心理,對于中國來說,雖然我們也有包括股市在內很多的挑戰壓力,但我們體制的抗壓能力,是美國所無法比擬的。

      所以,我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,只要我們中國做好自己的事,特朗普就不是一個大問題。就算特朗普成功的在貿易戰中迫使中國做出了讓步,如降低關稅、開放一些領域,美國會得到好處,但中國得到的好處會更大,對中國來說更加有利。改革開放不僅有助于外企,更有助于中國自身,有助于我們的經濟轉型。

      當美國威脅中國經濟增長時,我們是選擇通過貨幣刺激去穩定增長,還是通過深化改革來穩定經濟,兩種做法會帶來截然不同的效果。所以,貿易戰真正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去應對它的問題。我們要充分汲取日本80年代應對貿易戰的教訓。

      中國經濟的轉型

     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,我們對于經濟轉型做了很多的探索,中央提出了很多新政策、新名詞,我們對經濟轉型問題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。但我們應當實事求是地看待,從2008年到2018年這十年間,究竟哪些舉措是對的,哪些舉措是錯的。

      我認為過去十年間,中國做的最正確的事有四件:

      一是修高鐵,我們巧妙地擁有了中國高鐵自己的技術,不光在國內修,還到全世界去投標,甚至贏得了美國的標;而且“高鐵經濟”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。

      二是早期對待互聯網寬容的態度,包括騰訊、微信、微博等,使得今天的中國擁有了許多世界級的互聯網公司,在互聯網領域有了一席之地。

      三是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改革,很多人把十八屆三中全會忘了,實際上這是能影響中國二、三十年甚至更長期的改革。

      四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,2015年時,中國經濟一度遇到了硬著陸,反映的指標是用電量增速的急劇降低。供給側改革特別是去產能和房地產去庫存的提出,使得用電量的增速迅速反彈了。

      反觀過去十年,同樣有教訓存在。第一個教訓,就是我們一再拒絕市場出清。我們不愿意面對市場出清的短痛,所以制造出了長痛。第二個教訓,是我們過度依賴凱恩斯主義,政府通過大量的投資,特別是基建投資來拉動增長。通過基建投資拉動增長是中國過去四十年的成功經驗,但政府政策的導向容易引起資源分配的不均衡,民營企業越來越艱難。因此,我們在看到高鐵成效的同時,不能忽略過度依賴凱恩斯主義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嚴重后果。

     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認為,過去幾十年,中國很成功,經濟平均增速9.6%,但未來還有很大空間。為什么劉鶴副總理這么自信?因為中國有三大增長潛力——創新潛力、消費潛力、城鎮化潛力。中國的創新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很大,但差距越大,說明潛力越大;2008年前的G2稱為“中國生產、美國消費”,消費能力是最稀缺的資源,一旦沒有人消費,就會造成產能過剩,經濟危機,而中國的內需潛力非常之大;中國城鎮化按照常住人口來看,進展較快,但如果按照戶籍來衡量,我們在這方面還有很多欠賬,這些欠賬都是我們的潛力。

      過去十年,中國非常依賴于出口、人口紅利、投資、房地產牛市,但這四大動力都已到達極限或拐點。未來我們必須靠創新、消費和城鎮化,這是我們經濟轉型的實質。經濟潛力的釋放依賴于體制的改革,只有改革,才能清除壁壘和障礙,把紅利變成現實的增長動力。

      三大潛力要進行釋放、造福經濟增長,卻各有各的壓力和挑戰。

      對于創新來說,創新對一個國家的制度環境要求很高,要有嚴格的產權保護,要減少政府的審批、政府對資源的配置權,還要改變教育,將教育去行政化,按照教育規律辦教育。此外還要打破壟斷,除了行政壟斷以外,互聯網巨頭的新型壟斷也是需要解決的問題。

      對于消費來說,目前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為39.3%,遠遠低于60%的世界平均水平。為什么差距這么大?不是因為中國人不喜歡消費,而是不敢消費——中國的儲蓄率位于世界前列。中國有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中產階級,遺憾的是教育、養老、醫療、住房構成了我們的四座大山,不解決這四座大山,我們的消費潛力難以釋放。

      對于城鎮化來說,同樣潛力很大,但城鎮化遇到的難題——居民的戶籍制度和土地流轉制度——非常考驗政府的決心。城鎮化的提高,農村居民進入城市,會對教育、養老、醫療等各方面提出需求,政府必須加大這些方面的投入以解決問題。十八屆三中全會之所以提出60條336項改革,目的就是為了促進創新、促進消費、推動城鎮化。如果我們的改革落實好了,那么這三大潛力的釋放所帶來的能量,將超乎我們的想象。

      全面改革

      過去五年的實際情況并不樂觀,出現了很多問題,改革的進展遇到了一些阻力。李克強總理曾說讓改革成為中國經濟最大的紅利,但改革紅利的釋放慢于預期,這導致我們不得不依賴過去的老辦法維持經濟增長:第一,高度依賴凱恩斯主義;第二,高度依賴房地產;第三,過度依賴信貸,經濟越來越陷入信貸密集型增長;第四,在穩增長過程中,出現資源向國有企業的集中。這也就意味著我們經濟增長的質量越來越低,而風險越來越大。

      去年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之后,《人民日報》提出了“灰犀牛”一詞,中國的經濟風險已不再是無法預測的黑天鵝,而是大概率會發生的“灰犀牛”事件。上次遇到“灰犀牛”是朱镕基總理在任時,銀行壞賬率很高,很多人認為中國要崩潰了,但朱镕基總理很了不起,硬把中國救活了。今天同樣如此,國家出問題是很正常的;如果沒轉變為危機,我們真的應該慶幸,說明國家很了不起,把風險控制住了。

      從最近的一段時間來看,市場擔憂確實達到了極致的水平,股市一度跌破了2500點。這不僅僅是因為貿易戰,更關鍵的還是因為內部經濟增長的質量。經濟增速、基建投資、社會消費、M2等等數據真實的展現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嚴峻形勢。面對這樣的挑戰,盡管形勢嚴峻,但只要我們能夠做對事情,國家還是大有可為。

      我認為對于今天,應當做到六個字“真減稅,真改革”。

      最近一段時間,中央發出了很多關鍵的聲音,但真正要讓民營企業家,特別是國際社會吃到定心丸,還是要靠行動。如果我們不能把政府的計劃轉化為行動,不能把改革方案落實,我們就會面臨政府公信力下降的“塔西佗陷阱”。

      為什么要特別強調真減稅?我們看美國經濟的歷史,“里根經濟學”是美國經濟最大的轉折點,當時拉弗曲線提出,如果稅率太高,就成了“殺雞取卵”,這個國家的稅收就會降低,這時降低稅率反而可以實現政府與市場的雙贏。


      市場經濟的鼻祖亞當.斯密也曾說過,要想把最原始的國家變成最繁榮的國家,只需要三招,第一招不要打仗,第二招要低稅,稅率越低,企業家越有干勁,第三招要有法制。對于今天的中國,無論是從歷史還是現實,從國際比較還是民營企業的現狀來講,減稅都是非常迫切的任務。

      對于中國今天面臨的挑戰,我用一個簡單的公式來解釋:

      成功=戰略×執行。

      戰略就是方向,方向錯了,再努力也沒用;方向對了但沒有執行,同樣是原地踏步。

      今天,我們對于中國的方向確實需要進一步的明確。方向感亂了,民營企業家們就惴惴不安。吳敬璉先生認為,雖然“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”寫入了中央決議,但市場經濟取向與回歸統制經濟模式之爭不會就此消失,改革開放將繼續呈現巨大的復雜性和艱巨性。如果缺乏清醒的認識,基于市場化和法制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將舉步維艱,甚至半途而廢。所以,我們需要改革開放再出發,回到當年的改革開放精神,也就是市場化與法制化,進而穩定住我們的方向感。

      我認為,要從根本上回答吳敬璉老先生的問題——到底要市場經濟還是回到統制經濟、要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發揮更大作用——從根本上要看我們的經濟模式。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包括三大要素:第一,我們是市場經濟國家,以市場經濟為主;第二,我們是高度依賴投資拉動經濟的國家,但對投資的依賴應當有一個限度;第三,我們是一個強勢政府主導的國家,這是我們中國體制的特色。同時,我們也要看到,這樣的增長模式帶來了越來越大的挑戰:國際而言,我們被認為是國家資本主義,政府的補貼破壞了公平競爭,引發了同歐盟、美國的貿易摩擦;國內而言,環境污染、腐敗、債務、經濟效率低下等等問題頻頻出現。這些情況要求我們對過去的發展模式進行必要的反思,進行升級、轉型,從而化解壓力。

      如何轉型?就是要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。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方案已經非常全面,但改革到現在遇到的問題也非常明顯。“不作為”和“高級黑”的出現,其實可以預期,因為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,就意味著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小。所以改革實際上是對地方政府官員的壯士斷腕。客觀上來說,沒有人喜歡改革,但我們為什么必須改革?中國四十年的經驗一再表明,經濟增長對社會穩定的重要性越來越高,如果不改革,經濟社會就難以維持穩定。

      我們的改革方案已經非常完美,當下,改革要解決的最最緊要的事,是改變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激勵機制。企業家對員工有KPI,過去官員也有KPI,即GDP;但現在不再以GDP為目標,就要再設定一個有利于改革的考核激勵機制,這是整個改革最核心的環節,是不容易的。

      對于中國的改革,國際上有很多誤解,很多人認為中國沒有改革。這是對中國國情的誤讀。中國的改革分三步,第一步是集權,因為不集權的結果是政令不出中南海,如果不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,就難以克服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。十九大之后,中國改革進入第二階段,即以經濟改革為核心。十九大是中國改革一個非常重要的節點,十九大之前,優先任務是反腐和集權,而十九大才是真正啟動改革。十九大帶來了三大改變:1.建立了強大的中央權威,為改革的落地創造了必要條件;2.建立了長政治周期,為改變很多老大難問題不斷“擊鼓傳花”的現象提供了有利條件;3.推動思想解放,從而推動落實改革。這三大改變的結合,才能真正啟動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,進入改革的第二個階段。改革的第三階段是政治改革,需要更多時間和耐心。

      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,我們走到了改革開放的一個關口,也面臨各種觀念和利益上的阻力。當今中國,我們確實有著多重壓力、多重陷阱,重溫改革開放的初心,重溫改革開放的精神,準確把握改革開放的實質非常有必要。在推動思想解放方面,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關于《解放思想,實事求是,團結一致向前看》的講話,尤其是關于如何“科學地”改善黨的領導,對于我們今天怎樣推動思想解放,具有強大的現實借鑒意義。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有了方向明確的改革方案,十九大也是我們改革的重要里程碑。對于中國未來,我們還是要抱有堅定的信心,如果我們把改革做好了,中國的經濟沒有理由不走向高質量發展。

      活動現場

      文字整理:陳奕屹

      攝影:沈可人

      統籌:李志琴

      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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